“鲤鱼山麓，绿树红墙，我们怀着远大的理想，相聚在美丽的校园。团结求实，严谨创新，是我们的传统，我 们的传统。品学兼优，不息自强，我们要做民族复兴的桥梁，复兴的桥梁。鲤鱼山麓，绿树红墙，我们怀着远大 的理想，相聚在美丽的校园。团结求实，严谨创新， 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品学兼优，不息自强，我们要 做民族复兴的桥梁，复兴的桥梁。”

“下磨溪畔，书声琅琅，我们扬起青春的风帆； 遨游在知识海洋。求知做事，共建发展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 目标。学好本领，造福梓桑，我们要做民族复兴的栋梁，下磨溪畔，书声琅琅，我们扬起青春的风帆；遨游在知 识海洋。求知做事，共建发展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学好本领，造福梓桑，我们要做民族复兴的栋梁，复兴的栋梁。”

评注：此校歌创作于1998年， 文献中学校长林伯钦作词，李向京谱曲。文献，其意取自“文献名邦”；

明代嘉靖十年（1531），莆田知县王钜改“善俗坊”为“文献名邦”坊。

嘉靖四十四年（1565），知县徐执策竖“莆田文献”、“海滨邹鲁”二坊，

万历十六年（1588），知县孙继有将二坊改为“壶兰雄邑”坊与“文献名邦”坊。 莆田成为文献名邦，究其根源之一乃是莆田千百年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的结果，文献中学取名“文献”之意可谓深远。

鲤鱼山，在石室山下，其山状如鲤鱼，俗语云：“鲤鱼跃龙门”，现鲤鱼山已被房屋所掩映。

下磨溪，古称上溪，源自林葬坑，与木兰溪汇合，是市区唯一的内流河。蔡襄《丙申（1056）五月游兴化　门上溪》诗云：“寻溪因过上溪游，雨后溪浑水乱流。”梓桑，又称桑梓，《诗·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桑和梓是古代家宅旁边常栽的树木，诗的原意是，见到了桑梓，引起了对父母的怀念。这里代指故乡。复兴，恢复过去的兴盛。栋梁，房屋的大梁，比喻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南史·王俭传》：“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气矣，终当任家国事。”栝，木名即桧，柏，树名，豫章，即樟树。整首校歌追求情景交融，将美丽的莆田自然景色和校园风光融入其中。并将“团结求实，严谨创新”的校训与“求知做事，共建发展”的教育理念有机联系。展示了莆田学子读书的场面，勉励学子要勤奋读书，将来为家乡、为祖国，为民族作有用的栋梁之材。

据明莆田县志载，在嘉靖年间，莆田县城仍有一坊曰“善俗坊”。

嘉靖十年(1531年)， 莆田知县王钜为了推崇莆田的文化教育， 改“善俗坊”为“文献名邦”牌坊。王钜此改功耶过耶？？莆仙”人尚未细究。

只是从后来又有人竖“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二坊一事上，似乎可窥见其中的一些隐微。让莆田传统道德中成为今天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民国张琴《莆田县志·建设志》载：“古代，吾邑乡里有建碑坊礼制，一为表官署之碑坊，意在明地方之主政；二为表道路之碑坊，意在指示方位；三为表功臣贤德之碑坊，意在树杆立样；四为表忠孝节义贞操之碑坊，意在约束道德行为；五为表先祖官价业绩之碑坊，意在光宗耀祖；六为表科举登榜之碑坊，意在激励后昆。其制或以木，或以石，大小不一。三间曰：坊；二柱曰：阙；一杆曰：华表，即所称绰楔也。莆田古代碑坊甚多，足见文献之昌盛。“

壶兰雄邑坊 文献名邦坊

两坊立于莆田县巷南路口处，为莆田县署设，民国末期毁，今不存。

民国张琴《莆田县志·建设志》载：“陈光大二年始置莆田县于延陵里。

明洪武三年(1370)，莆田县衙自右厢迁至东北广节营旧址。东大门左右有‘申明’、‘旌善’两亭，俱东向衢路。南‘善俗坊’，北‘淳风坊’。嘉靖十年(1531)，知县王矩改路南坊匾曰‘文献名邦’。嘉靖四十一年，倭寇陷城，堂宇毁尽。四十四年(1565)，知县徐执策奉恩给币银重建如制。大门左为四厢馆总铺，右为榜谕房。重建坊曰：‘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万历十六年(1588)，知县孙继有改为‘壶兰雄邑坊’、‘文献名邦坊’。 清光绪十一年(1885)，知县徐承禧重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邑人江春霖等重修。”

后莆田市凤凰山公园重建， 壶兰雄邑坊、‘文献名邦坊， 弥补了遗憾。

在古代，碑坊不可随便更改。 典籍《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九说：“善俗坊，旧在县前。宋朝以莆善俗而作。国朝宣德间（1426-1435 年），县丞叶叔文重立，四方人久传诵之。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知县卢俊，无故将扁移置偏街，而易以‘淳风’，似无意谓。窃谓受礼存羊，宜复旧观。”况且将扁移置偏街，也是多此一举，说明他并不明智。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县徐执策在县治门口的县巷南北两端分别建竖“海滨邹鲁”和“莆阳文献”两座木坊牌匾；

万历十六年（1588年），知县孙继有改题曰“壶兰雄邑”、“文献名邦”。23年间，题词内容不一样。“莆田‘文献名邦’之美誉也因此得名。”

二者相比，后者比前者更合乎明代莆田抗倭斗争实际，既突出了莆田英雄城的伟大形象，又加深了莆田“文献名邦”的内涵。试想，若是在倭寇屠刀下，兴化府城——莆田沦为倭寇或海盗的殖民主义据点，福建省变成人家的殖民地，那么，“文献名邦”还有什么历史价值？？！

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莆田“文献名邦”就要讲一讲历史上海防建设，特别是明代莆田海防建设和抗倭斗争，讲一讲莆田民俗“五日岁”的来历。在《莆田“五日岁”与抗倭斗争》中说：“‘五日岁’始于1563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倭寇集中6000精锐，连攻兴化府城，农历十一月廿九日，兴化府城沦陷。倭寇盘踞达60天，于次年正月廿九弃城东逃。二月初一，逃难者陆续回城，和城内幸存者一道庆祝府城的收复。初二，各自到亲友家探望，然后于初四补行度岁。

以后，因为农历二月正值春耕生产大忙，‘补行度岁’纪念活动放在正月进行。就这样，五日岁在莆田世代相沿，一直保持至今，成为莆田人祖祖辈辈对青少年进行抗击倭寇斗争优良传统的教育活动。”（《福建史志》2008年第一期） 民俗是“活着”的历史文献。莆田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大门户，是抗击东西方海盗一大战略要地，五日岁的活动有助于牢固树立家乡观念，在保卫家乡的斗争中再立新功。 所以，壶兰雄邑是莆田文献名邦的集中体现。在我国，近来尽管不少地方标榜以“文献名邦”或“xx邹鲁”为自豪，但是，“壶兰雄邑”却是只有莆田才拥有。

莆田古时读书成风，南宋状元黄公度《学记》有云：“莆文物之邦，自常衮入闽后，延礼英俊，儒风大振，僻在南隅而习俗好尚，有东周齐鲁遗风。”促成了莆田“科名之盛，甲于闽中”之誉。

崇德，名邦的风范

莆田“文献名邦”除了以上所说的求真、向善等文化风景线外，还有一道文化风景线——道德风范的奇观。

莆田的道德风范奇观表现在它是由两个不同社会群体所开创的不同的道德风景线：

一条是由平民百姓与天奋斗改造自然所开创出气贯长虹的公而忘私道德风景线。这两条风景线虽然所表现的精神有所不同，但一样都是光照千秋。一条是由士大夫和文人学者以宁死不屈、刚正不阿和身殉职书写出来的名垂史风景线；其中唐著名诗人、福建第一个状元徐寅以“臣宁无官，赋不可改”的凛然气节为唐代文坛传为美谈；

南宋状元陈文龙是一个高唱“未闻烈士树降旗”坚持抗元到底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称赞他与文天祥“隆名并峙，同为一代忠贞“，并题词“一代同心文信国(文天祥);音沉蟋蟀，此日御患除灾著灵桑梓，九原疾首贾平章(贾似道)”

明末清初的南京礼部尚书朱继祚坚持抗清，至死不屈，以身殉职，留下悲壮的一页，可与史可法相提并论；清末御史江春霖，对贪腐嫉恶如仇，抨击奸臣权贵，直声震朝野，仁人志士们用他们的高风亮节为莆田文献名邦营造出光彩照人的道德风景线。 由此，为莆田文献名邦树立了崇高的道德风范，不仅使莆田文献名邦以更富有崇德的面貌屹立在世人面前，而且将继续鼓励几百万兴化儿女为把莆田文献名邦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